蒙难的海南人
1941岁末,日军攻下马来亚半岛后,到了隔年2月18日,山下奉文开始在新加坡大事逮捕,标准的对象有九大类;其中第四类简短而明确,只有三个字:“海南人”。我记得我最先是在许云桥教授主编,蔡史君续编的那本《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-1945》(1984)上看到这个“吾族之光”的说明。
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先生为柯冰蓉策划,孙建成调查成书的《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》(2004)导言,再次引用了这个资料,并且附上脚注:“在日本人眼中,海南人均属共产分子”。
张教授恐怕是言重了,要不是过份抬举共产分子,不然就是有违此间海南人的属性;而忽略了亲国民党的海南人之存在。实际上,我想,那是因为“在日本人眼中,海南人均属抗日分子”才对。
尽管如此,我翻了书里的那些报告,日侵期间蒙难的海南人竟然不多。在登记的222投诉人当中,只有区区五位:曾耀华、翁德逢、张国辉、符斯明、陈仕明。就算加上注明为“华人”,但相信是海南人的云昌记,也不过占了大约3%。
126位登记在因为参与死亡铁路而受害的新马海南人,则仅有陈开銮(Chan Kooi Loon)的家人,还不如人数多达17位的马来同胞。
至于受害于军用票的海南人家属,蒙难的有王以积、钱开和、邢榖花、魏微山、吴锦运、林廷杰、王辉森的祖父母和父母、齐辉耀、陈其春、史立鼎的父母、陈大宠、林先庭等12宗,只占226个案的5%。
许云桥教授当年收集的8508个案中,则有458位是海南人,一样只占5%。这几个略有雷同的数据,我猜想,或许是海南族群比率间接造成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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